下面我想讲第二个问题：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知识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其实，知识人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面，我们通常称之为士。士人阶层生来就有一种宏大理想，在朝美政，在野美俗，也就是所谓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传统中国，士以天下为己任，尤其是在政治相对宽松的宋代，发展到士人精英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状态。在传统中国社会里面，这个阶层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都是心怀天下、忧国忧民。在士农工商这样一个四民社会里面，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贵族和精神贵族。他们不是一个从事社会生产的职业化阶层，而是维持社会文化生产和风俗人心的重要力量。我曾经在一篇论文《士大夫政治与文人政治的嬗替：清末民初的一段思想文化史》中谈到过，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人是一个既具有理想主义气质，又具有经验主义品格的阶层。他们将在乡土中国中形成的一些基本理念很好地应用于地方社会的实践中，比如从事修路、办学等等地方公共事业。他们在儒教经典中所习得的一些知识与经验，都能与他们的政治实践与文化实践产生一些内在的关联。因此，他们不太容易走向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谈到的那种倾向——文人共和国式的政治，或者是一种文人特别高调、饱含理想主义的政治治理模式。因此，中国古代的这种士人，比较容易跟社会实际的运作结合起来。这就牵扯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传统中国，我们会认为知识人影响社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比如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先生，就曾说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种线年燕京大学的演讲中，也提出了“少数人的责任”这种理念——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不出来影响社会，谁来影响社会？对于传统的士人来说，这种精英意识是一种分内之事，是自身当仁不让的文化使命。而且，就如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谈到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是一种反专业化、业余化的文人群体、一群博雅之士，他们也许不像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一样具有专业化的、高度分工的一套知识体系来应对社会中的具体问题。但是到了近代，随着中国的主流文化从儒家文化向新文化转变，出现了一种专业的知识分子的概念。新式学校，如新式学堂和师范学堂的兴起，以及新式课程的引入，推动了专业知识的建构，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学术社会的建构。近代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最需要的是专业型的、学术型的知识分子，只有他们可能对中国走向严复说的“富国强兵”的道路大有裨益。这极大推动了专业知识的建构。就像费孝通所谈的那样，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文化人所处理的是规范知识，这种知识是告诉人们怎样在一个伦理化的社会里各安其本、各守其分。但是在现代社会，这套知识就开始被自然知识、专业知识所取代。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所谓的在一定社会环境下产生的知识形态的兴替与知识范畴的变化。这也可以进一步去讨论。在当今时代，我们经常被提问：历史学还有用吗？哲学还有用吗？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人们对诸如历史学等人文学科，本身就有一些成见和刻板印象。而这也让我们不断去反思，人文知识的意义到底在哪里。陈寅恪先生曾经在1964年给他的学生蒋秉南作了一个序，里面有一段话非常有名，大意就是，文化人和知识人在一个社会里面要“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最后更是发出了“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的感慨，也就是说，人文知识不是没有意义的，它对社会观念的建构、社会文化的形成、社会多元的促进，都是大有益处的。总之，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知识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特别是在今天，对于学院知识分子来说，考虑去影响社会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影响社会并不是今天的知识分子的职业所要求的，更不是体制甚至同仁所鼓励的。一个当今的知识分子只要把知识的传承与创造做好，就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所以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来供大家讨论，就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一定要去影响社会，这个“影响的焦虑”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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