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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假定知识人要去影响社会的话，那么他应该怎么去影响社会。在传统中国，知识人影响社会有一些系统的、约定俗成的渠道，包括各种私塾、书院、学校等活动场所，以及各种方式。但是在近现代中国，知识人究竟如何去做到这一点呢？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胡适一度受蒋介石的影响，想去参选副总统。当时他的学生傅斯年就劝阻他，说我们这些有着专业知识的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与其入阁，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其实，1917年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时，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寻求的一种普遍的模式，即通过学校教育和报刊等媒介来传播新的知识、新的文化以及培育新的学术，从而对这个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所以胡适才会一直办各种各样的刊物，从早年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到二十年代的《努力周报》，再到后来的《独立评论》、《自由中国》。他一直联合着一帮朋友，从北大到台大，通过报刊等发声，进而影响现实社会。1922年，胡适在《努力周报》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叫《政论家与政党》，他说政论家是有三种，第一种是服从政党的政论家，就是党的喉舌；第二种是表率政党的政论家，就是党内的表率，要有改革意识和危机意识，成为党内的健康力量；第三种是监督政党的政论家，在体制之外，做政府的诤友，讲实话、讲真话，只服从公意和道义。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对于现代中国公共舆论的建构来说，到底是理性更重要，还是民意更重要。对于大学教授，尤其对于自由派来说，就会认为真正的舆论是代表理性的，而理性又是来源于专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的专业知识。但是对于某些左派知识人来说，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人民政治的时代、群众政治的时代，真正的舆论应该是代表大多数普通群众，尤其是劳工阶层的声音。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根本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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